新闻传播学角度对疫情思考?

作者:jcmp      发布时间:2021-04-21      浏览量:0
谢邀啊,疫情并未远去。回顾改变了世界整体

谢邀啊,疫情并未远去。

回顾改变了世界整体进程甚至于停摆“时空”的疫情,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无外乎是:谣言的产生和发展、健康传播、新闻报道的伦理争议,大数据和隐私争端,还有更学术一点的是媒介化社会和透明全景敞式监狱等等。

其实当前讨论的议题更多的是在一个传统的框架里展开,或者传统议题在当下疫情里的新变化。

我们应当去追寻学术前沿去思考和认知疫情期间的新问题,提前感受学术氛围和思考方向~

今年的春天无疑是寂静的,原本是接踵而至的赏樱之地只留樱花寂寞的开在枝头,大街小巷也少了人的踪影,而生活的意义不就在于人群带来的热闹和喧嚣么?但是从自然的维度来看,是热闹而肆意生长的,万物茂盛,草木诗意的栖息匍匐于大地。

我们以为的病毒传播,真正受到其影响的是人类。因为病毒肆虐,人类足不出户,缺少了人类轨迹的地球,反而使环境变得更好:例如英国朴茨茅斯海岸线变得碧绿清澈,意大利威尼斯看得见美丽的水母。

所以在一点上,病毒好像只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却没有给地球带来伤害。

这样想来,谁才是真正的病毒呢?从人类的立场,新冠带来的恐慌和死亡阴影仍旧如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于众人头顶;但从地球的立场,好像人类才是寄生在它身上的“病毒”,他们带来的是一系列生态的灾难,而新冠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少了人类破坏的踪迹,地球好像又稍微恢复了些许生机。在这个程度上,新冠病毒更像是“清道夫”的角色,人类则是被清理的“病毒”。

因此,在逐步正常之后,应该要正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在5月28日的疫情发布会上提醒大家: 重建一个更好的新世界,要求我们更加绿色环保。

我们应当从中得到一些反思,正如蕾切尔·卡逊和她的《寂静的春天》中的反思一样: 人类行为——使用杀虫剂,在人自己看来是正常或者是中性的行为,对自然来说无疑是场灾难。那还有多少这样在自己看来是正常的和正义的人类行为对自然和地球是恶劣的呢?

回溯几个世纪前,我们仍旧束缚在封建制度和农业生产中,绝对料想不到今日之发展。科技就在这短短的几百年间爆炸般的发展,同时使得科技至上观的核心思想——科学是“现代的宗教”,是反思和批判一切观念和行为(包括人对自然的观念和行为)的价值圭臬成为时代潮流中的璀璨王座。

这样看来,我们仿佛可以用科技解决一切的发展进度,却在2020年戛然止步,被某些未知的生命领域截住飞驰的速度。那这是不是自然的报复呢?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人们确实因为疫情被封锁在家,病毒导致了人际之间的疏离甚至“断裂”,使人逐渐丧失了自身存在的自然状态和自由。与此相反的是,大自然因为没有了人类的痕迹,而重新变得活泼生动起来。

广义的媒介,指的是能够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者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物质。从字面意义上解读,其实病毒也算是媒介的一种。 作为媒介的病毒,在载体上,即媒介本身发挥着链接性的作用;同时在内容方面,它自己又是记录和铭刻记忆的所在。

一方面,病毒作为单纯媒介,发挥着链接性的作用。那该如何进行链接?有这样的一个理论或许可以给予解释:ANT,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代表人物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从他的观点来看,其出发点在于科技物本身是如何建构起社会联结:病毒以己为媒,建立起自己的“传播”网络,或者说病毒在它所创建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中。这样的“传播”网络是何如建立?从其理论里能找到答案:

① 技术物(“非人类”)并不存在着一种先验“本质性的规定”。且要将其本身放置于所处的“网络”之中,观察其在该网络中的实践建构过程;

② 一个网络得以构型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着诸种行动者(即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 行动者,例如“技术物”)的所组成的“联合;

③ 网络中每一位行动者力量的实现是通过“转译”来完成的,即制造差异;

④ 开启“黑箱”,展现既定行动者网络中的联结与部署,即不同行动者的“行动轨迹”。

这样的四步构成了行动者网络,那将这样的一套模型放置于疫情期间的病毒传播当中,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病毒仿佛无处不在:口罩,飞沫、人、交通工具、电梯按扭、把手,医院等具有公共性的物都会成为行动者,不断地进行动态化连接,从而构成了动态的行动者网络,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活。

在这套网络中,除了链接别无其它,它们组成了网状的结构,没有一个固定的路线,随时选择在某个链接处爆发。这样的传播使得人人自危,不愿意轻易触碰公共设备,不愿意见到任何人,甚至不愿意出门。

另一方面,病毒也是一种铭刻媒体,成为我们身体和记忆中的一份子。从生理上,从免疫的本质上来说,疫苗就是无复制性的病毒“空壳”,它被注入我们的身体,以小部分细胞的牺牲换取整体的免疫。

而我们等待疫情的解决,也就是在等待着疫苗的开发。从心理上,病毒早已入侵我们的生活和记忆,甚至可以成为一段集体记忆的底色。它与瘟疫不可分离,而瘟疫本身都能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部分。

谈到他们,就想到SARS、想到霍乱、想到黑死病,还有因瘟疫而生的特有文化——瘟疫医生的存在。

在过去混沌蒙昧的时代里人们看到了表象:瘟疫医生所到之处,犹如人间地狱。更因为他们经常亲手处理尸体,给大众留有“双手沾满鲜血”的印象。总之,他们更像是“死亡使者”。

但是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没有将病毒全然融入到集体记忆中。正如SARS,对于它的铭刻做的还不好,讲述的不够多。也或许真如黑格尔所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从东方的医术典籍“死人无数”到西方的《鼠疫》,人类即便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但是仍未将其铭刻到记忆当中。

当疫情褪去,正常回归,我们对“大病毒”的记忆又远去了,只可能经历的人残存些许恐惧,等下一轮卷土重来的时候,从记忆深处传来身体的战栗。这大概是一种死循环的悲哀吧。

乔治·莱考夫在他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提到, 我们生活中存在无所不在的隐喻,有些隐喻会有利于我们的表达,有些隐喻会对我们进行洗脑以及模糊我们的认知。 可以说隐喻构建了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又形成观念,当通过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也会产生一些行动,进而改变我们。

所以人们谈及病毒:认为它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一旦出现,就把人从正常拉入到非正常的境地;同时病毒是一种异己的邪恶,仿佛都来自于异邦而非自我的文明产物。在这个概念上,病毒中就包含着隐喻,体现在对他者的文明想象(甩锅和排斥)和战争(戒严和警备)。

乔治·莱考夫在他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提到我们生活中存在无所不在的隐喻,有些隐喻会有利于我们的表达,有些隐喻会对我们进行洗脑以及模糊我们的认知。

可以说隐喻构建了我们的概念系统,概念又形成观念,当通过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也会产生一些行动,进而改变我们。

所以人们谈及病毒:认为它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一旦出现,就把人从正常拉入到非正常的境地;同时病毒是一种异己的邪恶,仿佛都来自于异邦而非自我的文明产物。在这个概念上,病毒中就包含着隐喻,体现在对他者的文明想象(甩锅和排斥)和战争(戒严和警备)。

另一方面,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到: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举例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在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

这体现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

关于战争隐喻,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好像并无不同:美国的特朗普以“战时总统”自居,中国的呼声“打赢疫情防控这场攻坚战”不绝于耳。战争隐喻在疫情期间的泛滥运用,造成了一种凝重而恐惧的状态。

战争,是不讲道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这样的隐喻打响的是人与人之间紧张的戒备状态,仿佛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传染者。同时战争隐喻更强调的是二元对立,意在分化和割裂,以激起“我方”强烈的意志和情绪,投入到对抗“敌方”的“战斗”中以求得胜利。

如果将战争隐喻不加分辨地应用在一个话语生态正常的社会中时,里面就会有许多道德的、伦理的、心理的事实需要加以反思。疫情期间的泛滥运用,让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情绪紧张猛增、以此出现的观点对峙和情感的宣泄,抑郁焦虑的反复……归根到底,在病毒面前大家都是受害者,也并没有谁在道德上有必须做出牺牲的义务。

那么相比战斗状态,大众需要的更多是修复和治愈。也许是一句鼓励;也许是一次拥抱;也许是一场电影(如果电影院开放的话),在荧屏落幕之后,寥寥无几的影院里,借着荧幕微弱的光而顺势流淌下的无知觉的眼泪。

面对疫情,似乎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但是又好像很近,近到它的概念已经全然侵入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反思,而应当从疫情中思考什么,总结什么,铭刻什么和留住什么。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 周怀红.“诗意地栖居”的向往——《寂静的春天》之生态文化思想重读.唐都周刊[J],2016(02):56-60。

[3] 外宣微记.《新冠病毒的“战争隐喻”》

[4] [美]乔治•莱考夫/[美]马克•约翰逊,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4。

[5] 戴宇辰.“旧相识”和“新重逢”: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媒介(化)研究的未来——一个理论史视角.国际新闻界[J],2019(04):68-88。

[6] 刘海龙.《新冠疫情引发的十个传播学话题》